监管缺位

　　土地流转是土地改革工作的核心，但因为制度缺位缺乏监督，一些地方的政策开始被扭曲，甚至滋生了腐败。

　　在重庆，地票在交易所交易意味着土地成功流转。流转后，每亩地的交易价格至少要扣除几万元的政策实施成本。剩余部分的地票交易收入，集体拿15%，农民拿其中的85%。

　　以重庆江津区为例，如果每亩地的地票指标以起拍价19.5万元的价格拍出的话，减去3.66万元的政策实施成本(复耕工程成本为1.2万元/亩；复耕管理成本为1.1万元/亩；复耕融资成本1.36万元/亩)，集体收入为2.4万元，农民实际收入约为13.5万元。

　　每亩地的政策实施成本为何这么高？复耕工程成本能有1.2万元/亩？有些人提出了质疑。对此，地方政府的回答是：“上面拿下来的数据。”

　　重庆某区国土所长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一般来说，复耕工程成本在8000~9000元/亩，绝对不会超过1万元。”仅复耕工程成本这一项，一亩地就可以节余3000~4000元。

　　结余的钱去了哪里？据了解，一般转化成了街镇的追加“工作经费”。加上本身预算中每亩4000元的工作经费，在街镇一级，每亩的“工作经费”最少有7000~8000元。而工作经费的很大一部分演变成了工作奖励，用以奖励当地完成任务的国土工作人员。

　　重庆市国土局给每个区县都有目标任务，这个目标任务是与绩效挂钩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基层国土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虽然是任务，但有奖金刺激，你说这个工作我该怎么做？”他认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基层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任务拿到奖金，难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除此之外，在土地流转中，集体资金缺乏有效监管，滋生出了腐败现象。佛山市南海区因为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有的村干部以权谋私，损害了村民的利益，黎某案就是一例。

　　黎某是夏西村原村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2009年，黎某被指侵吞出卖集体资产、任人唯亲，在国际橡塑城土地承租合同中暗箱操作，违规发放借贷，违规抵押，损害了夏西村村民的利益。据当地人介绍，2012年3月底，“黎某被双规”。

　　据南海区某位官员介绍，夏西村这样的问题，在南海乃至佛山都并非个案。因为在成立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之初，董事长多数是由村“行政”一把手兼任，甚至有的监事会、董事会成员普遍由村党政干部兼任，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经济问题比较突出，对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

　　“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他的思想比较好，他能够自我约束好，他就是能人，村里的功臣。如果他对自己约束不好，那他就是这个村的罪人，这种情况在这里屡见不鲜。”南海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为了对身兼数职的“能人”进行监督，保护村民的权益，从2011年年初开始，南海区启动了“政经分离”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并搭建了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和农村财务网上监控平台。目前，体制改革后的监督效果正在接受时间的检验。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遴杰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南海农村实行股份制，实际上是对土地进行“产权集中”，产权集中之后，就必须防止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农民持续受益难

　　配套工作是土地改革的保障，也是农民持续受益的保障。土地流转后，分红和补偿减少，农民很难接受。如果缺乏配套工作，农民的基本生活可能失去保障。因此，农村土地流转后集体经济如何保值增值，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为农村经营者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近几年，南海区夏西村很多村民就对自己分红收入的减少一直耿耿于怀。

　　一位伍姓村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几年前，他的分红收入还是7000多元。此后，收入一直在减少，去年他的分红收入几乎是在7000多元的基础上“拦腰砍断”。他觉得目前的夏西居委会的干部“没能力”，就此，他还去夏西居委会质问和指责过当时的村干部和经联社成员。

　　上世纪90年代，经联社和经济社就已成立。如今，农村股份合作制发展了20年，南海集体经济仍然没有走出20年前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农业土地出租、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和物业出租收取租金的“三出租”模式。

　　在股份合作制的框架下，村民最忌讳的，就是分红的减少。原南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曾撰文指出：“股东关心的不是集体资产运营得好与坏，而是关心分红的多少，谁分得多，就投谁的票。如今，农村集体资产难以保值增值，给农村基层干部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刚刚被选为夏西村经联社社长的陈志辉向记者坦言，现在压力很大。

　　南海区委政策研究室此前撰文指出，农村股份合作制应该“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不断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的构成层次”。

　　只求稳定而不提高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模式，农民分红很难保值或提高。但在成都市三圣街道，农民在将土地流转给企业后，如何提高补偿金额又面临另外一种困境。

　　从2003年开始，三圣街道红砂社区的土地就开始流转，到了2007年，全社区共1800多亩已全部流转给花木企业。在当时流转合同上以农民失地不失利的原则为农民进行补偿，每亩地或补偿1000斤大米，或补偿1000元钱。合同签至2027年，其间补偿数额每5年递增10%。

　　协议签订当初，大米的价格每斤为0.8~1元钱。但是现在，物价涨了，大米最便宜也要2元多。按照协议的价格，现在只能每亩地补偿1800元。协议已经签好了，补偿太少怎么办？社区党委书记朱大顺说，老百姓不愿意，我们只能去跟企业做工作，重新谈补偿标准。

　　朱大顺回忆，2004年的时候，大米涨价，村集体在和企业反复磋商之后，每亩地调整到了1500元，最近又调整到了2100元，随着物价的起伏，朱大顺认为，虽然协商比较困难，但这些工作将持续下去。

　　在天津，农民宅基地换房后，同样面临收益如何提高的问题。

　　多位村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搬到城里之后，很多村民都失业了，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只能打短工，或待在家里。

　　葛沽镇农民人均耕地约为0.8亩，按照50000元一亩的土地补偿款计算，每人可获得耕地补偿约40000元，再加上每人大约27800元的社会保险，每人总共获得补偿67800元。

　　开始，他们觉得这些钱不算少，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一年的暖气费、燃气费、水费、物业管理费得花好几千，物价也比农村高。辛庄子村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农村有些事，500块钱可能就够了，在城里，1000块钱可能都还不够。”

　　“我们现在就是吃老本，要是没工作，老本总有吃完的时候。”一位村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