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或者说,浙江在哪里卡壳了?
李铁:总的来说,我国现行整体设市政策尚存在欠缺,所以要尊重浙江撤镇扩权的首创精神,通过推行“撤镇设市”,可以为新兴的以建制镇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发展提升活力。
浙江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上级政策不太了解;二是不知道上级领导有多大的决心,会不会遭到上一级政府的反对。这些年,无论是镇还是县,都明确地希望自己有独立的发展权,但官员们却不敢公开讲,只是私下里和我说,希望能够获得独立的发展权。
另外,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还建议一旦市被省管,希望能让所有的县级市、县都归省管,严格限制撤市改区、撤县改区,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小康》:今年5月初,湖州市长兴县将要“撤县设区”的消息就引发了当地部分基层干部、工商业主和市民的抵制。
李铁:这种上级城市通过行政手段把一个独立城市划成区的做法,是比较糟糕的,这很容易使湖州把本级城市的行政权力、公共福利放大,把更多的优势要素集中起来,而这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所以要严格限制撤市改区和撤县改区。城市自我管理和农村分治,也是回归了宪法的本义。
扭转城市发展导向,应该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小康》: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理解城镇化政策的?
李铁:我们所理解的城镇化政策是改革,因为城镇化要解决的是几亿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关系到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有关制度层面的问题。仅靠投资是无法带动城镇化的,否则只会固化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福利格局。只有在改革的基础上,打破户籍、土地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障碍,提高城镇化质量,改善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提升投资效率才能变为可能。
《小康》:在理论界,陷入争论的问题是到底中国是该叫城镇化还是该叫城市化。
李铁:中国现在有657个城市和19683个建制镇。城镇化的目标应该是指农民最终进入这些城市和建制镇。按照国际上一般对城市的认定,我们所有的建制镇镇区都可以叫做城市。可是在中国,建制镇的统计范畴是属于农村,而且建制镇又隶属于城市的管辖。如果我们提出城市化,那是否意味着各级城市政府利用自己管理上的优势权力,使得要素的走向更多地向城市倾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重新审视对城市体制的认定。
《小康》:对于老百姓而言,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的争论并不重要,关键是“以人为本”,大家最想要的是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李铁:城镇间公共服务差距是怎样形成的呢?由于城市间行政地位的不平等、上下级城市存在着资源分配和公共资源管理的关系,使得城市资源的流向更多地集中在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在沿海几个主要省区迅猛发展,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省几乎70%的经济活力集中在县以下。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分别促进了城市、县城和建制镇的发展,之后就促进了“地改市”、“县改市”和“乡改镇”,把原来的作为主管县域农村工作的地委行政公署撤销,直接实施了所谓的城市管理县乡和农村的体制,也就形成了所谓中国城市体制区别于其他国家城市的特点。
但是制定政策的时候,大家忘记了一个根本前提,实际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主体是在县以下。而通过市带县,实际上是把发展权、管理权交给了市一级政府。下一级的发展权基本上被剥夺掉了,所以就形成了不平等的发展局面。弊病在于当强化行政管理控制的时候,面对日益膨胀、活跃的经济力量,而这种经济力量本身的活力恰恰却被行政权给阉割了。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镇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整体,它们创造了更多的非农资源,非农资源还要创造一定的税收。但是县以下并未实行分税制。在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建制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资源的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了中西部地区地级城市的水平,但因为这种资源分配和上缴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城区发展远远落后于上级主管县市的水平。目前,这种等级化的行政资源分配格局,仍然左右着我国城市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格局。
《小康》:那么对于城镇化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李铁:要尽早地研究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治理,至少可以先从省直管县开始着手解决,为减少地方行政管理层次,促进城市间的平等竞争,促进城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打下良好的改革基础。扭转城市发展导向,应该是未来改革的重点。逐步地缩小外来人口和当地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差距。改革也要涉及宏观经济体制的调整,特别是有关中央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政策,要根据城镇化的政策进行相应的改革。最后,如果中央政府真的希望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推进有关城镇化的各项改革,那就应该把资源的配置向这些城镇倾斜。通过一系列改革来促进每一个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平等发展权,在这个平等发展权的基础之上,使要素按照市场化方向流动,使农民工、外来人口更多地融入城市,更多地创造出城市自身的活力,而在这种活力之下,人口要素向哪里流动,要尊重市场的选择。
(文章来源:《小康》) |